npc每天都在被爆炒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在网上实名举报该校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

　　从入学到毕业，导师很大程度决定了学生的命运

　　读书将近20年，好不容易考上博士，在外人眼里，这或许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可对于某些博士生来说，在导师手下讨生活的日子，却像进了“围城”。

　　“咱们国家的博士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从入学到毕业，整个过程导师的权力太大了，博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博士生的命运。”南方某985高校的工科博士顾恺开门见山，“直白一点说，就是看导师要不要你。”

　　对于一些博士生来说，焦虑和压抑的感受从考博报名时就冒出来了。顾恺说，“考博”这个词已经不太准确了，现在是“申请—考核制”。

　　多位博士生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博士生招生制度正在经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在选拔人才方面带来巨大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据了解，多年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普通招考，统一笔试为先。这种招生方式因存在一些弊端，且和国际模式不同，屡遭诟病。2003年起，中国一批顶尖高校博士生招生率先改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最早试点“申请—考核制”，统一笔试被逐渐淡化。

　　后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笔试。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在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中，除了同时实行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的方式外，上百所“双一流”高校已全面取消统考，实行“申请—考核制”。

　　这意味着，新的模式已逐渐成为我国“双一流”高校博士招生的主渠道。随着“申请—考核制”的实行，导师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

　　“因为导师是博士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话语权比较大是合理的，但导师权力过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顾恺提到，虽然很多高校有学术委员会把关，但是“导师说了算”的情况很常见，这很容易滋生“灰色地带”。一些人会在申请前先联系博导沟通或疏通关系，看导师是否有合适名额，是否同意自己报考。

　　“我们会先给导师送点小礼物，拉近一下感情。我当年给导师送的礼物是茶叶和烟，价值在3000元-5000元之间。”顾恺表示，这些礼物对于很多导师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却从侧面说明，导师和学生的地位难以做到完全平等。

　　“至于导师招生背后有没有更多人情和名额的置换，就无法细说了。”对于招生内幕，顾恺讳莫如深，但他提到，“博士招生看起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从一开始，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导师手里。”

　　不过，顾恺还是认为，博士招生过程中，因为学术能力强、有才华而入门的，仍然是大多数。多年来，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过程中，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华北一所“双一流”高校大学老师秦帆告诉海报新闻记者，他考博时就没有提前和导师打招呼，而是埋头复习了两三年，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复试，最终考入一位被称为“学术大牛”的博导门下。

　　“导师人非常好，给了我很多学业上的帮助。”毕业后，秦帆应聘到当地一所大学任教。在他看来，博导选学生，要的是善于学习、能搞研究的学生。招生绝大多数还是公平公正的，最终还是看学术能力和综合能力。

　　　　博导=老板？

　　考博入门时的微妙关系，只是一个开始，读博的过程，才是真正的考验。

　　多位受访的博士提及，导师与博士生之间，从入门开始就产生一种绑定关系，除了师生身份绑定，还有利益的绑定。

　　“我们入门后，很多人叫博导为‘老板’，而不是叫老师。”顾恺透露，在一些博士生眼中，博导的团队更像是一个企业团队。博导像是一个跑项目的老板，他忙于申请课题、拉项目；博士生们负责做实验、分工干活。项目成功后，“老板”进行分配，大家都有一些成果。“最后的学术成果和论文署名，导师往往会署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博士生自称沦为“学术打工人”，自嘲为导师项目组的“牛马”。

　　“有的博导水平比较高，科研成就比较高，师德水平高，他会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但有的导师长期忙于拉项目、跑项目，几乎变成了一个官僚或商人的角色，所以他对于学生们专业知识的指导就非常有限。”顾恺感慨，“掺杂了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公平公正。”

　　毕业多年的农学博士赵亮告诉记者，博士培养制度和本科、硕士不同，博士培养一般是一名或多名学生跟着一位导师学习，专攻一个方向。不像本科生科目很多，个别科目偶尔挂科也不影响毕业，即使和一位老师关系不好，还有很多老师，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打压而导致学业受阻。

　　“博士生只有一位导师，相当于只有一个前途的出口，而且博士生年龄普遍大一些，面临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压力。”赵亮说，“在一个人能决定你命运的时候，言语上的PUA（网络用词，意思是在一段关系中一方通过言语打压、行为否定、精神打压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控制）、时间和金钱的压榨、学术成果的占用、性骚扰、毕业难等等，都可能出现。”

　　近年来，博士生们出现抑郁症、自杀等现象并不少见。根据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的数据，35.5%和60.1%的研究生有一定的抑郁与焦虑问题，与导师关系是该群体心理健康的四大影响因素之一。

　　这意味着，如何处理师生关系，已经成为博士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些学生和导师出现矛盾后，纠结内耗的原因，还包括换导师难。”赵亮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发生了实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大家想更换导师很难，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的举报为例，在遭受导师性骚扰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一直苦苦煎熬。虽然王迪举报成功，原导师被处理，如愿更换了导师，但举报的过程，无疑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并非每个人都像王迪这样勇敢，还有一些学生没有勇气和导师决裂，更没有换导师的勇气，只能默默忍受。学生申请更换导师，相当于跟导师撕破脸了，这种‘出事’后的学生，其他导师也很难毫无芥蒂地接纳。”赵亮感慨。

　　“当然，我觉得博士面临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怪导师，大多数导师不管从学术还是师德都是很值得敬佩的，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压力，很多问题的出现跟目前的高校学术环境和制度密不可分。”赵亮感慨，现在一些导师也面临学术及职称等考核压力过大、课题资金不足、扩招后的博士生素质参差不齐等种种情况，不得不疲于应对，甚至一些年轻教师，还面临非升即走的困境，只能拼命“卷”学术成果，这些情况也都可能对博士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

　　延迟毕业的噩梦

　　延迟毕业是博士生最怕的噩梦。

　　“近年来，延迟毕业的博士生越来越多。”顾恺感慨，一些博士因种种原因，临近毕业仍无法完成论文或取得相关学术成果，未能达到毕业条件。

　　近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不断扩招。2019年我国年招收博士生人数首次突破10万大关。随之而来的，还有居高不下的延毕率。

　　“在国内高校中，大部分学校清退的最高年限是8年。超过8年还没有正式毕业的话，就要面临被学校清退、开除学籍。”顾恺说，延毕是常态，肄业也并不罕见。

　　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博士生延毕率约为46.5%，2012年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达到64%。

　　有媒体报道，早在2020年，就有近30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

　　2023年12月，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任友群介绍，“2023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到7.52万人，2022年加上往届，没有准点毕业，延续毕业的博士，共超过8万毕业生。”

　　“博导的话语权很大，相当于有一票否决权。”顾恺说，博士顺利毕业，首先得满足学校、学院、导师的标准。一个博士能不能毕业，会不会延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导师。博士毕业的论文中，开题、中期答辩等都需要自己的导师签字，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如果有导师在现场帮学生“助威”，向各位专家介绍自己的学生在博士期间做了哪些工作，获得了哪些成果，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等，能让答辩更顺利。

　　“一般导师同意学生去答辩，毕业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如果导师不让去答辩，学生就得延迟毕业。”顾恺告诉记者，有的导师要求高，不让学生随便发论文；有的会压数据，或者给学生提很高的要求，让学生做很难的实验，然后出好文章才能毕业；也有的导师是故意为难学生，使其延迟毕业。

　　“我读博的时候遇到过用言语打压学生的博导。他总是强调你的缺点，否定你的优点，把你说得一无是处，打击你的自信心，让你服从他，给他干活。”在赵亮博士的印象中，读博期间给导师搬家、接送孩子等很常见。

　　赵亮还说起一件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聚会时，导师喝醉了，摸了女学生的手，这个女生选择了隐忍。幸好这位导师第二天酒醒后没有再进一步行动，也没有再骚扰这名女生。“那时候年轻，大家为了能早点毕业，能忍就忍了。”赵亮说。

　　“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不建议选我的博导。”说起自己的博导，今年读博一的周晴看起来有些无措。

　　“我的导师是女性，气场很强，她很会骂人。我跟她在一块儿时，要时刻观察导师的情绪，我得猜我哪里错了，该怎么弥补。在这样的导师手下读书，平时要小心翼翼，节假日要记得送祝福，逢年过节要及时送礼物。”周晴无奈地说。

　　　　博士生的抗争

　　学术剽窃、学术霸凌、校园欺凌、非法经商、接受学生礼物……今年8月，某高校年轻教师齐川带领一名博士生，进行了一场署名权之争，成功举报博导。

　　像齐川这样选择反抗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不在少数。近期，网上陆续曝出多个轰动全网的举报案例。

　　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58分钟的视频，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某某性骚扰，长达两年时间里打击报复，并威胁自己不能毕业。舆论发酵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回应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举报导师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回应并进行调查处理。

　　21日晚，看到中国人民大学通报女博士生举报导师性骚扰的处理结果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届毕业生柳和珍，通过朋友圈曝光了导师王某性骚扰。

　　7月25日晚，陕西师范大学发布通报，撤销王某副教授职称，取消其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据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由学生在网络上发帖，社会关注后，引起学校重视，再进行处理，已成为高校性骚扰事件发展的常态。

　　早在2014年，就有学者们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10年过去，尽管教育部先后下发多份文件，这一机制仍未建立。

　　“我相信，等‘00后’博士生越来越多，遇到不公时，选择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赵亮表示，自己是“80后”博士，这一代人更隐忍，“00后”则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愿意委曲求全，他们更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90后”顾恺提到，“我见过一位导师，表面上每个月会给学生发5000元补贴，但只让学生留200元，私下再把4800元还给他，甚至有时连那200元都要回去。后来学生实在受不了了，向学院举报了他，经过学校调查处理，情况才有所改善。”

　　顾恺说，大多数时候，他会听从导师的建议，但如果导师有讲错的地方，他也会主动提出来。

　　　　“导师制”何去何从？

　　事实上，有关“导师负责制”而产生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众多学者和媒体也曾提出过方案。

　　有专家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研究生制度，实现毕业考核标准的多元化。除了导师的评价外，还应该引入其他评价机制，如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同行评议等，以确保学生的毕业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同时，也要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管和制约，不能让导师为所欲为。

　　近日，中国科学家颜宁在女性科学家论坛上直言：“在中国，很多的机制需要优化，包括导师制度。”

　　颜宁教授建议，在中国建立类似于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委员会制度，由多位教授或学者共同指导和评价学生或研究人员，避免导师的权力过大，保障学生或研究人员的权益，提高导师的责任和水平。

　　在一份对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全国大型调查中，理工科和医科学科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希望接受集体指导模式。特别是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科教融合联合培养博士生、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方面，探索和建立灵活、有效的多元化导师指导模式更为重要。

　　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

　　2013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导师责权机制，改革评定制度，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

　　2020年10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强调：“健全岗位选聘制度，制定全面的博士生导师选聘标准，建立招生资格定期审核和动态调整制度，确保博士生导师选聘质量。”

　　记者注意到，该意见强调，要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培养单位要明确导师变更程序，建立动态灵活的调整办法。对于师生出现矛盾或其他不利于保持良好师生关系的情况，培养单位应本着保护师生双方权益的原则及时给予调解，必要时可解除指导关系，重新确定导师。

　　另外，对于未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在博士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出现严重问题的导师，培养单位应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退出导师岗位等措施。对师德失范者和违法违纪者，要严肃处理并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追责问责。

　　对于博士生来说，还有一个向好的消息。2023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于试点设立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项目），试点开展对博士生的直接资助。博士生项目资助强度为30万元/项，支持博士研究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我们能看到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导师制度改革。这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但是有希望的。”受访的博士生们如此表示。

　　（为保护隐私，文中接受采访的博士生均为化名）

　　来源：海报新闻

责任编辑：张玉

　　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陈洋洋 记者 李义方 报道

　　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网上实名举报该校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某某，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介入调查，果断地对王某某予以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解聘等一系列处分。

　　事件虽然很快平息，但公众对国内现行导师制度的思考并未停止：博士生导师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根源是什么？近日，海报新闻记者对话多位博士生，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学术背后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在网上实名举报该校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

　　从入学到毕业，导师很大程度决定了学生的命运

　　读书将近20年，好不容易考上博士，在外人眼里，这或许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可对于某些博士生来说，在导师手下讨生活的日子，却像进了“围城”。

　　“咱们国家的博士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从入学到毕业，整个过程导师的权力太大了，博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博士生的命运。”南方某985高校的工科博士顾恺开门见山，“直白一点说，就是看导师要不要你。”

　　对于一些博士生来说，焦虑和压抑的感受从考博报名时就冒出来了。顾恺说，“考博”这个词已经不太准确了，现在是“申请—考核制”。

　　多位博士生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博士生招生制度正在经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在选拔人才方面带来巨大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据了解，多年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普通招考，统一笔试为先。这种招生方式因存在一些弊端，且和国际模式不同，屡遭诟病。2003年起，中国一批顶尖高校博士生招生率先改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最早试点“申请—考核制”，统一笔试被逐渐淡化。

　　后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笔试。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在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中，除了同时实行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的方式外，上百所“双一流”高校已全面取消统考，实行“申请—考核制”。

　　这意味着，新的模式已逐渐成为我国“双一流”高校博士招生的主渠道。随着“申请—考核制”的实行，导师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

　　“因为导师是博士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话语权比较大是合理的，但导师权力过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顾恺提到，虽然很多高校有学术委员会把关，但是“导师说了算”的情况很常见，这很容易滋生“灰色地带”。一些人会在申请前先联系博导沟通或疏通关系，看导师是否有合适名额，是否同意自己报考。

　　“我们会先给导师送点小礼物，拉近一下感情。我当年给导师送的礼物是茶叶和烟，价值在3000元-5000元之间。”顾恺表示，这些礼物对于很多导师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却从侧面说明，导师和学生的地位难以做到完全平等。

　　“至于导师招生背后有没有更多人情和名额的置换，就无法细说了。”对于招生内幕，顾恺讳莫如深，但他提到，“博士招生看起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从一开始，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导师手里。”

　　不过，顾恺还是认为，博士招生过程中，因为学术能力强、有才华而入门的，仍然是大多数。多年来，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过程中，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华北一所“双一流”高校大学老师秦帆告诉海报新闻记者，他考博时就没有提前和导师打招呼，而是埋头复习了两三年，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复试，最终考入一位被称为“学术大牛”的博导门下。

　　“导师人非常好，给了我很多学业上的帮助。”毕业后，秦帆应聘到当地一所大学任教。在他看来，博导选学生，要的是善于学习、能搞研究的学生。招生绝大多数还是公平公正的，最终还是看学术能力和综合能力。

　　　　博导=老板？

　　考博入门时的微妙关系，只是一个开始，读博的过程，才是真正的考验。

　　多位受访的博士提及，导师与博士生之间，从入门开始就产生一种绑定关系，除了师生身份绑定，还有利益的绑定。

　　“我们入门后，很多人叫博导为‘老板’，而不是叫老师。”顾恺透露，在一些博士生眼中，博导的团队更像是一个企业团队。博导像是一个跑项目的老板，他忙于申请课题、拉项目；博士生们负责做实验、分工干活。项目成功后，“老板”进行分配，大家都有一些成果。“最后的学术成果和论文署名，导师往往会署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博士生自称沦为“学术打工人”，自嘲为导师项目组的“牛马”。

　　“有的博导水平比较高，科研成就比较高，师德水平高，他会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但有的导师长期忙于拉项目、跑项目，几乎变成了一个官僚或商人的角色，所以他对于学生们专业知识的指导就非常有限。”顾恺感慨，“掺杂了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公平公正。”

　　毕业多年的农学博士赵亮告诉记者，博士培养制度和本科、硕士不同，博士培养一般是一名或多名学生跟着一位导师学习，专攻一个方向。不像本科生科目很多，个别科目偶尔挂科也不影响毕业，即使和一位老师关系不好，还有很多老师，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打压而导致学业受阻。

　　“博士生只有一位导师，相当于只有一个前途的出口，而且博士生年龄普遍大一些，面临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压力。”赵亮说，“在一个人能决定你命运的时候，言语上的PUA（网络用词，意思是在一段关系中一方通过言语打压、行为否定、精神打压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控制）、时间和金钱的压榨、学术成果的占用、性骚扰、毕业难等等，都可能出现。”

　　近年来，博士生们出现抑郁症、自杀等现象并不少见。根据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的数据，35.5%和60.1%的研究生有一定的抑郁与焦虑问题，与导师关系是该群体心理健康的四大影响因素之一。

　　这意味着，如何处理师生关系，已经成为博士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些学生和导师出现矛盾后，纠结内耗的原因，还包括换导师难。”赵亮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发生了实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大家想更换导师很难，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的举报为例，在遭受导师性骚扰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一直苦苦煎熬。虽然王迪举报成功，原导师被处理，如愿更换了导师，但举报的过程，无疑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并非每个人都像王迪这样勇敢，还有一些学生没有勇气和导师决裂，更没有换导师的勇气，只能默默忍受。学生申请更换导师，相当于跟导师撕破脸了，这种‘出事’后的学生，其他导师也很难毫无芥蒂地接纳。”赵亮感慨。

　　“当然，我觉得博士面临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怪导师，大多数导师不管从学术还是师德都是很值得敬佩的，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压力，很多问题的出现跟目前的高校学术环境和制度密不可分。”赵亮感慨，现在一些导师也面临学术及职称等考核压力过大、课题资金不足、扩招后的博士生素质参差不齐等种种情况，不得不疲于应对，甚至一些年轻教师，还面临非升即走的困境，只能拼命“卷”学术成果，这些情况也都可能对博士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

　　延迟毕业的噩梦

　　延迟毕业是博士生最怕的噩梦。

　　“近年来，延迟毕业的博士生越来越多。”顾恺感慨，一些博士因种种原因，临近毕业仍无法完成论文或取得相关学术成果，未能达到毕业条件。

　　近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不断扩招。2019年我国年招收博士生人数首次突破10万大关。随之而来的，还有居高不下的延毕率。

　　“在国内高校中，大部分学校清退的最高年限是8年。超过8年还没有正式毕业的话，就要面临被学校清退、开除学籍。”顾恺说，延毕是常态，肄业也并不罕见。

　　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博士生延毕率约为46.5%，2012年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达到64%。

　　有媒体报道，早在2020年，就有近30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

　　2023年12月，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任友群介绍，“2023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到7.52万人，2022年加上往届，没有准点毕业，延续毕业的博士，共超过8万毕业生。”

　　“博导的话语权很大，相当于有一票否决权。”顾恺说，博士顺利毕业，首先得满足学校、学院、导师的标准。一个博士能不能毕业，会不会延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导师。博士毕业的论文中，开题、中期答辩等都需要自己的导师签字，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如果有导师在现场帮学生“助威”，向各位专家介绍自己的学生在博士期间做了哪些工作，获得了哪些成果，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等，能让答辩更顺利。

　　“一般导师同意学生去答辩，毕业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如果导师不让去答辩，学生就得延迟毕业。”顾恺告诉记者，有的导师要求高，不让学生随便发论文；有的会压数据，或者给学生提很高的要求，让学生做很难的实验，然后出好文章才能毕业；也有的导师是故意为难学生，使其延迟毕业。

　　“我读博的时候遇到过用言语打压学生的博导。他总是强调你的缺点，否定你的优点，把你说得一无是处，打击你的自信心，让你服从他，给他干活。”在赵亮博士的印象中，读博期间给导师搬家、接送孩子等很常见。

　　赵亮还说起一件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聚会时，导师喝醉了，摸了女学生的手，这个女生选择了隐忍。幸好这位导师第二天酒醒后没有再进一步行动，也没有再骚扰这名女生。“那时候年轻，大家为了能早点毕业，能忍就忍了。”赵亮说。

　　“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不建议选我的博导。”说起自己的博导，今年读博一的周晴看起来有些无措。

　　“我的导师是女性，气场很强，她很会骂人。我跟她在一块儿时，要时刻观察导师的情绪，我得猜我哪里错了，该怎么弥补。在这样的导师手下读书，平时要小心翼翼，节假日要记得送祝福，逢年过节要及时送礼物。”周晴无奈地说。

　　　　博士生的抗争

　　学术剽窃、学术霸凌、校园欺凌、非法经商、接受学生礼物……今年8月，某高校年轻教师齐川带领一名博士生，进行了一场署名权之争，成功举报博导。

　　像齐川这样选择反抗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不在少数。近期，网上陆续曝出多个轰动全网的举报案例。

　　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58分钟的视频，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某某性骚扰，长达两年时间里打击报复，并威胁自己不能毕业。舆论发酵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回应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举报导师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回应并进行调查处理。

　　21日晚，看到中国人民大学通报女博士生举报导师性骚扰的处理结果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届毕业生柳和珍，通过朋友圈曝光了导师王某性骚扰。

　　7月25日晚，陕西师范大学发布通报，撤销王某副教授职称，取消其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据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由学生在网络上发帖，社会关注后，引起学校重视，再进行处理，已成为高校性骚扰事件发展的常态。

　　早在2014年，就有学者们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10年过去，尽管教育部先后下发多份文件，这一机制仍未建立。

　　“我相信，等‘00后’博士生越来越多，遇到不公时，选择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赵亮表示，自己是“80后”博士，这一代人更隐忍，“00后”则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愿意委曲求全，他们更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90后”顾恺提到，“我见过一位导师，表面上每个月会给学生发5000元补贴，但只让学生留200元，私下再把4800元还给他，甚至有时连那200元都要回去。后来学生实在受不了了，向学院举报了他，经过学校调查处理，情况才有所改善。”

　　顾恺说，大多数时候，他会听从导师的建议，但如果导师有讲错的地方，他也会主动提出来。

　　　　“导师制”何去何从？

　　事实上，有关“导师负责制”而产生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众多学者和媒体也曾提出过方案。

　　有专家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研究生制度，实现毕业考核标准的多元化。除了导师的评价外，还应该引入其他评价机制，如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同行评议等，以确保学生的毕业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同时，也要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管和制约，不能让导师为所欲为。

　　近日，中国科学家颜宁在女性科学家论坛上直言：“在中国，很多的机制需要优化，包括导师制度。”

　　颜宁教授建议，在中国建立类似于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委员会制度，由多位教授或学者共同指导和评价学生或研究人员，避免导师的权力过大，保障学生或研究人员的权益，提高导师的责任和水平。

　　在一份对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全国大型调查中，理工科和医科学科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希望接受集体指导模式。特别是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科教融合联合培养博士生、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方面，探索和建立灵活、有效的多元化导师指导模式更为重要。

　　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

　　2013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导师责权机制，改革评定制度，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

　　2020年10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强调：“健全岗位选聘制度，制定全面的博士生导师选聘标准，建立招生资格定期审核和动态调整制度，确保博士生导师选聘质量。”

　　记者注意到，该意见强调，要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培养单位要明确导师变更程序，建立动态灵活的调整办法。对于师生出现矛盾或其他不利于保持良好师生关系的情况，培养单位应本着保护师生双方权益的原则及时给予调解，必要时可解除指导关系，重新确定导师。

　　另外，对于未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在博士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出现严重问题的导师，培养单位应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退出导师岗位等措施。对师德失范者和违法违纪者，要严肃处理并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追责问责。

　　对于博士生来说，还有一个向好的消息。2023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于试点设立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项目），试点开展对博士生的直接资助。博士生项目资助强度为30万元/项，支持博士研究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我们能看到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导师制度改革。这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但是有希望的。”受访的博士生们如此表示。

　　（为保护隐私，文中接受采访的博士生均为化名）

　　来源：海报新闻

责任编辑：张玉